中國在芯片和半導體產業上的落后并不是新鮮事，新鮮的是，只有在每一次遭遇重大挫折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我們有多落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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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坦率而言，這和某種宣傳基調有關系，我們總在宣傳我們有多么多么厲害。

　　比如，我們總在講，我們現在是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，但事實上，這只是一個產值的衡量，我們是產值最大。而且產值還是按照GDP指標，不是按照GNP指標來衡量的。

　　也就是，我們在計算制造業產值的時候，是把歐美日韓等在中國開設企業的產值都計算在中國制造業產值中，就量而言，已經有水分，如果再講產業競爭力，差距就更大。

　　再比如，我們是全球第一汽車產銷大國，但眾所周知，我們的發動機技術之落后，讓中國的汽車人無法不氣短。這樣的落后，可以說在很多產業領域都存在，就核心技術、基礎技術、關鍵技術決定的產業競爭力而言，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還處在全球第三梯隊，追趕韓國尚需時間。

　　當然，每一次知道我們有多落后之后，總是會掀起一次大討論和反思，這一次也沒有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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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討論的核心問題仍然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李約瑟在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中提出的著名的“李約瑟之謎”：為什么在16世紀之前，中國的科技水平遙遙領先于世界，古代中國在科技方面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貢獻。可是，為什么科技革命出現于歐洲，而沒有發生在中國?

　　再直白一點講，中國為什么缺乏真正的創新?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先生之前有一句話：“當這個國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，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。”很多人把中國缺乏重大創新的根源歸結于金融發展過度，還有人把創新不足歸結于炒房。

　　大多數精英都做金融、炒房，當然對創新有影響，但如果把中國缺乏創新的根源歸結到金融和炒房上，則是大謬。

　　第一，中國缺乏重大創新不是金融的錯，反而，金融過去10多年的發展成為中國在某些領域創新實現突破的重大推力。對于金融在創新中的作用，經濟學文獻可謂汗牛充棟。

　　比如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其《經濟史理論》中指出，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是技術創新的結果，而是金融革命的結果，因為工業革命中使用的技術在之前就已經出現，而只有在出現金融革命后，工業革命才真正發生了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中國很多人對金融的重要性明顯認識不夠。國人總是認為，創新就是技術的事，但過去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，在金融等制度體系沒有發生根本轉變的情況下，無論在技術層面如何努力，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創新經濟體。

　　英國能夠最早爆發工業革命，是英國在金融領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創新的制度安排。比如最早限制王權的《大憲章》(1215年)，最早的專利制度(1624年的《壟斷法規》)都首先在英國，資本市場也在工業革命之前出現，世界上第一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1694年在英國成立，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證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國成立，這些才是英國工業革命爆發的原因。

　　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金融發展過度，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，中國的金融非常落后，之所以讓人感覺金融發展過度，是把很多根本不是金融的騙子的東西當成了金融而已。

　　第二，中國缺乏支撐創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。

　　道格拉斯·諾斯在其《西方世界的興起》中談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的興起，他認為，市場是一種經濟制度安排。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，就在于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。這種安排確立了財產所有權，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。

　　這樣的觀點，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專家威廉?伯恩斯坦在其暢銷書《繁榮的背后：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》一書中也有精彩的闡述。

　　伯恩斯坦將發明創新的前提歸結為四個因素：財產權、科學理性主義、資本市場以及交通和通信技術的改善。在伯恩斯坦看來，一國繁榮的關鍵是與之相關的制度，即人們在其中思考、互動和從事商業往來的框架。

　　精讀全書，筆者深深地為其雄辯的邏輯說服。很顯然，私人產權的保護是創新的動力，而科學理性主義是創新的思想基礎和前提，類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場;資本市場的重要性，今天的國人更是認識深刻至靈魂和骨髓。

　　在一個知識產權缺乏保護的制度環境中，創新的風險是很大的，這是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。

　　在創新的制度保護上，即使美國人不督促我們，我們也應該意識到，不保護別人的知識產權，最終的結果是，國內的企業不會真正的去做重大的創新活動。

　　技術如同雞蛋，石頭孵不出小雞，但雞蛋要是沒有適宜的環境，也會變成臭蛋。

　　第三，中國經濟的評價標準嚴重影響創新的動力。

　　中國經濟起步于短缺經濟，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，評判中國經濟成功的標準就是大和快，做大規模，企業做大，這是我們的最大目標。經濟增長越快越好。

　　在快和大的指導思想下，中國企業以追求規模和成長速度為終極目標，應該說，這個指導思想從結果看非常成功，中國的確在很多行業位居世界第一，主要以規模評判標準的《財富500強》中我們入圍企業的數量也超過了100家。

　　然而，這也導致了在任何產業領域，中國企業總是能迅速切入產業鏈的最低端，迅速把規模做到全球第一，而不是在技術上做到最強。無論是傳統產業，還是高新技術產業。眾所周知，光伏、機器人這些產業在中國已經幾乎淪為低端制造業。

　　另外，“快”是與創新背道而馳的。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思想也好，重大技術也好，都是在一個“慢”的環境下，日積月累突破出來的。我們總是看到一個哲學家在靜靜的思考，而不是在跑步思考。

　　中國人太著急了，太急功近利了。

　　這種急功近利的毒藥無處不在，基本賺快錢人的成功似乎必須在三五年，否則時代在淘汰你的時候連一聲再見都不說。中國的成功學里面，充滿了投機取巧，充滿了焦躁不安，哪里可能會有真正的創新?

　　第四，缺乏自由自在夢想的環境。

　　最偉大的創新是什么?是思想，正如埃文斯評價福特的，“許多美國人以為是福特發明了汽車，其實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，乃至他本人的家鄉，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。

　　福特說：我什么都沒有發明，我只是把其他人的發明組合起來了而已。但福特其實做出了非常令人震驚的新的發明，這并不是說他創造了效率高于過去五倍的自動生產線。

　　他真正的天才創意在于：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輛汽車的理想。”中國在創新領域差距的根源之一在于思想的差距，引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·羅默的一句話：解釋經濟差距，我們不但要研究工廠和交通設施，還必須以一樣的熱忱去研究“思想的差距”，以及與創造思想相關的知識生態和思想市場。

　　最后要回答，缺乏真正的創新和炒房有沒有關系?肯定有。

　　中外都如此，比如，美國經濟學家菲爾普斯就認為，房地產投資過度一定會抑制創新，因為“房地產吸納了本可以投資在生產力提升、創新、醫藥技術、軟件或可替代能源領域的資金，而這些領域，能夠在未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增長”。

　　因此，他指出，“要想恢復經濟活力，再次實現增長，美國人需要克服對房子的酷愛。”他的這話對中國也是適用的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中國政府像愛房地產一樣去愛創新，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，還是很有希望的。

　　但是，必須指出，就當下中國缺乏創新的因素而言，炒房只是影響創新的一個不怎么重要的因素。全面焦慮、急于成功，又缺乏對創新的保護和激勵，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。